一、贪污罪悔过书

在奥古斯丁那里，“我忏-悔故我在”，落马官员们把它转化为，“我忏-悔故我的政治命运可能还在”。

在这种功利赤裸的转换中，我们从没有看到良心的位置，和赎罪的叩问。

“私念像精神鸦片，麻痹了我，使我灵魂出窍，闯下大祸;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。”

二、相关分析

高墙内外，落马官员摇身一变，之前夸夸其谈廉政建设，而今声泪俱下现身说法，季*业不是第一个，亦非最后一个。

日前，有媒体报道提及，至少53名落马官员进行过公开忏-悔，其中，近六成人发表自己的贪腐史，剖析个人贪腐原因;有14人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开头。

虽然不少忏-悔者告别了官场生涯，但成为标配的悔过书，已构成另一种的官场话语。

那么，从大数据的角度看，作为一种独特且自成一体的话语体系，用大数据的思维分析来看，落马官员的忏-悔，到底有何规律?

分析之一:

高频词汇同质化在小说《安娜?卡列尼娜》的开头，**斯泰这样写道: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

但不幸的家庭各不相同。

用这句话的前半句，来套用落马官员自陈的堕落缘由，再合适不过。

浏览落马官员的忏-悔书，你总能发现，他们坠入深渊，要么是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”，要么是在“金钱(或者美色)的诱惑面前失去了抵抗”，或者是“脱离了组织生活”，“法律意识淡薄”。

防线一松懈，自然而然，“利己主义”、“享乐主义”或“拜金主义”乘虚而入。

此外，信仰、纪律、底线、廉洁、信念，这些词汇更是信手拈来。

这些饱含德化色彩的词汇和概念，官员在位讲，落马也讲，在源头上，它发轫于党纪党规的思维模式。

这可以看做一种呼应，有无反思效果姑且不谈，除去话语使用上的惯性，其中的一些功利因素不可忽视:官员的不少忏-悔会写在双规期间，大谈德化话语，意在将问题限定在党内处分层面。

官员忏-悔在词汇使用上的同质，还不止于此。

正如媒体盘点的，“我是农民的儿子”成为不少落马官员钟爱的开头，比如，原中共省委副书记曾忏-悔道，“我家祖祖辈辈是农民，我是农民的儿子”。

虽然“农民的儿子”后来“忘记了党的培养”，“走上了歧路”，不过，这个草根出身的身份抛出来时，博取同情、呼求宽大的动机，并不难看出。

分析之二:

八股体例套路化“忏-悔体”的套路化，不仅体现在遣词造句上，还体现在悔过书的谋篇布局上。

不妨看看官员的忏-悔录，其结构，多数是三段论式的。

第一部分，落马官员通常会“痛说革命家史”，从自己是“农民的儿子”讲起。

如果不是“农民的儿子”，那也无碍，有一个凄苦的经历，也够了。

比如前安徽省副省长王*忠，当庭忏-悔时，就强调自己的孤儿经历。

总之，尽量把自己步步爬升的曲折展现出来，将苦难的过去剖白给世人看，对接底层的怜悯和共鸣。

有的官员被剥脱了政治生命，有的甚至剥脱了“同志籍”，这些官员“向何处去”?自述家史的艰辛，在这里，有一种回归底层的意味。

回不回得去，群众接受不接受，另当别论，动机摆在那里，姿态已到位。

就好像一个被抓现行的小偷，你还没开始批评，他就痛哭流涕地诉说生活的艰辛和人生的苦难，总有点让人狠不下心的味道。

道尽艰辛，忏-悔往往进入第二层面。

如何丢掉信仰，如何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”，在各个位置上怎样贪污腐败堕落，吃拿卡要，收了谁的钱，竹筒倒豆子地讲出来。

理论上，悔过书中有没有这些内容，事实都会被严查，写进判决，对外公开。

不过，交代腐败史的环节却鲜有官员省略，哪怕是记流水账，也要交代清楚，聊表“诚意”。

用媒体的话来讲，“痛说革命家史”之后，往往是“狠斗私字一闪念”。

要忏-悔就要道歉，向谁道歉，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，对不起“党和人民”，辜负了“组织的培养”、“领导的信任”，欺骗了“群众的感情”。

面向未来，在今后，一定要“痛改前非”、“洗心革面”。

从过去讲到现在和未来，以时间为轴，官员忏-悔完成了毫无保留的“交心”。

当然，具体到各个落马官员而言，交代的过程可能有所打乱，甚至有所省略，但套路却如出一辙。

分析之三:

忏-悔模板标准化
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文本格式:

我出身××(可以是“农民的儿子”，可以出身贫寒??)，从小××(吃苦耐劳的成长史一定要再现)，经过××努力，成为公务员。

担任××以后，我××(“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”，或者“没有抵挡住金钱的诱惑”，廉政词汇要活学活用，大谈信仰丢失准没错)先后收了××(谁)的××(多少钱)?

我对不起××(党和人民，或者领导，或者组织)，我××后悔(形容词要用得浮夸，比如痛心疾首就比追悔莫及有力)，今后，我一定×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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